华苑文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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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推送: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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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谈学说英语
 作者:龚如仲
 
     我中学里学的是俄语,到北京念大学后,校方让我们改学英语。刚开始,我心里头的那个别扭就没法提了,因为俄语和英语里某些字母看起来彼此相似,可一发音,那就是南辕北辙了。更为甚者,俄文和英文的个别发音时不时地相互掐架。可我的英语老师却鼓励我们这些个中学里学俄语的同学们说了:“以前没有学过英语的到大学里来学英语,你们就如同一张白纸,很容易被画出美丽的图画来。可有些中学里就学英语的同学,那你们反而会有点儿麻烦了,因为你们的英语发音不标准。大学学英语时,就得抛掉旧的、不标准的发音,重新开始学习国际标准的发音。刚开头,那些个跟随你们挺长时间的不地道的旧发音会让你们困惑不已,你们可得下点儿苦功夫把发音改过来”。听老师这么一说,我的学习劲头儿大大提升了。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努力,我最后成功地把英语的发音练到了可以达到“灵格风”的标准伦敦腔水准。
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由于英语师资奇缺,校方决定从我们外贸经济系那一届的六个班中,每个班挑出一两名“尖子生”(个别班被挑出三名同学),然后组成一个隶属于英语系的新的“师资班”,配备最强的英文老师,加大学习英语的力度,其目的是:毕业后的学生统统留校当英文老师。于是乎,我就幸运地成了师资班中的一员,而且还荣幸地被老师委任为师资班的英语课代表。
说句心里话,当一名老师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觉得,留在学校里当老师有四大好处:其一,我喜欢集体生活,而老师这一工作可以使我和众多的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几乎是天天和学生们打交道会让我感到愉悦,即便等我老了,我也可以保持一种年轻心态;其二,除了专心致力于我的教学工作外,我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来研究一下有关学问,或者是写写文章和诗词;其三,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大学里还是我们系的学生会军体部长。在学校里,天天锻炼身体就非常方便了;其四,更为吸引人的是,老师每年都有寒暑假,那可是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我可以和家人四处旅游,共度快乐时光。
从原先一班由二三十个同学组成的外贸经济系普通班来到了一共才14名同学的师资班,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为了尽快培养出教师人才,校方对师资班是另眼相看、全力扶持。首先,把我们原本五年制的学年缩短为四年,提前一年毕业;其二,英语老师的配备是“巨无霸”级别的(共配备三名校内一流老师和助教,他们分别教我们英语语音语调、英语主课和课后辅导);其三,上课时统统用英语,不许说中文;其四,专心学习,不参加任何由校方安排的诸如下乡帮农民夏收、秋收等“额外活动”。
就在那种高强度、全方位的教学方法下,我们这个班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突飞猛进。过了不久,又一项新政问世:师资班的学习方针是“听说领先”!换句话来说,就是极度加强我们的口语训练。您还别说,这个方略确实管用,仅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班同学的口语能力远远超过了外贸经济系和英语系的同一年级各班的水平。
为了体现出新教学方法“听说领先”的成果,我们班还时不时的举行“公开授课”,欢迎校内外的英语学习的同行们作为“旁听生”来听课。不要说我们本校的有关老师和同学们光临,就连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的学英语的同行们也会偶来参与。
     说到公开课,我想起了一件值得小小骄傲的旧事。那是我们大学二年级的一次期末英语口语考试。主考老师指着放在桌子上的一卷宣传画,专门点名让我从画卷中抽出一幅,然后展开图画,并按画的内容宣讲一番。我记得我抽取的一幅名曰【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宣传画。于是乎,我就不慌不忙地从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的夜宿街头、绝不扰民,一直讲到一个名叫赵大大的战士如何“拒绝资本主义香风、保持无产阶级坚定意志”,侃侃而谈,足足讲了近四十分钟。老师点头赞许,同学们和旁听者鼓掌叫好,我难得如此风光了一回。
     我之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是因为我有学习外语的天赋,而是因为我平时学习英语时的刻苦和韧劲。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抽出时间偷偷地溜到学校一角的小松林里去读英语、背英语(连夜里做梦说大段梦话时也是用的是英语);每天清晨上课前在学校大操场边走便练习英语时(当时的一种风气,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在大操场边走边读书,或者是自言自语地说外语或背单词),我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可能让您想不到的是,我常常会悄悄地跟在正在用英语互相聊天的两个高年级同学的后面,认真地听他们的用词用句、语音语调。一旦听到几句妙句或妙言,我会立即默默地背记于心,日积月累,我学到了不少对我有用的新知识。就英语学习而言,我很佩服我们班上的两位同学。就写作和阅读能力而言,我们班的王鸿文(现改名为王欣文)同学功夫极为了得、让我叹为观止;而就口语而言,一位名叫尹安民的同学反应能力极快,流利程度极佳(此公后来分配到外交部,在联合国当英语同声翻译)。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班的英语(尤其是口语)能力还是颇有名气的。其后果是,到了文革(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为我们师资班带上了“资本主义白专道路典型”的大帽子。文革给我们师资班开了一个大玩笑:我的教师梦破灭了,因为师资班的特殊编制归零,我们和其它普通班的同学一起,被国家统一分配(分配前,我们先被送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两年)。聊起说英语,我不由得想起了两件趣事。
第一件,我们在大学里有时会用“创造性”的“英语”开开玩笑。我记得顶有趣的是我们在北京话滋润二字的后面加了个“able”的英语后缀,创造了一个发音为“zirunable” (滋润纳宝)的单词。倘若要称赞一下惬意的日子或美味的佳肴,我们通常会说:“It is really zirunable”.(“这小日子够滋润”或“这玩意儿真滋润”)!
 第二件,到了社会上工作后,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发明一些中英文相杂的“英语词句”来调侃一下,以减工作所带来的压力。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个段子是:假设约好了二人相见,其中一人违约,见面一事泡汤。于是到场的一位对失约的一位调侃道:“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today not see tomorrow see. If I do not see you tomorrow,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其中文意思是:人山人海,今儿不见明儿见。如果明儿见不到你,我得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就这样胡扯一通,工作上的紧张或许能为之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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