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连载:阿丁日记 (之十三)

 

作者:冯炳元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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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管乡员——梁双喜和冯远的


做了我的朋友,还有管乡员梁双喜。他也是一个退伍转业军人,不过,他不像蒋齐汉那样“光明正大”,又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从国民党的俘虏兵中转过来当解放军的,不像蒋齐汉那样由贫雇农直接参军那么“纯洁”。他当过国民党的“烂军柴”,所以退伍时带回的解放军“兵服”也不愿意穿,怕跟人家谈起自己复杂的身势。他买不起新的衣服,就穿过时的残旧农民装。


梁双喜是太平县大岗公社人,四十五岁了,身高一米六十五,胖胖的,光着头,不论天冷、天热,常年戴着布帽子,除了不想人家看着他的“和尚头”之外,而被太阳晒着脑壳也很难受。所以,他宁愿出大汗,都不把布帽子除下。但是习惯了,也不觉得什么。


他自小家里很穷,没有读过书,本来不识字。十八岁时,国民党“抽壮丁” 抽中他,无钱请人顶替,就自己去当国民党兵。国民党的军官专门欺负不识字的人,他经常被打被骂,迫他抬大炮,打完日本又跟共产党打仗。打输了,当官的走了路,他们一班“散仔”就带着武器向共产党投降。后来,他进了解放军的“扫盲班”,学会了计数和认识了一些字,就退伍回家了。回到家里耕了一年田,娶了老婆,又生了个女,生活发生困难,得到县民政局照顾,就安排他到塘底粮管所工作。因为管乡工作需要人,由上几届主任叫他管乡就一直管到如今。因为文墨比不上蒋齐汉,又不是党员,所以蒋齐汉叫他怎样他就怎样。就算蒋齐汉对他横加指责,他都不敢反抗,只好硬着头皮忍受。


我到了塘底粮管所,梁双喜见着我,也好像见“过客”一样,态度不冷也不热。因为他见了几位主任,都是来去一阵风,没有给职工留什么。他想阿丁都一样,来时条“龙”,去时世不留踪,料我也不会怎么样。所以,起初我去接触他,他也和蒋齐汉的态度差不多,。但是他起码不敢骄傲,不像蒋齐汉那样:“没有老子地球都不转”。不过讲话是一句起、两句止,没有第三句。我初到贵境,望求大家对我快点了解,能早日给我“以容身之地”。但是,我碰到的,首先是蒋齐汉的“白眼”,梁双喜的不冷不热,其它的职工也是差不多。可见,职工们对领导人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我想,职工对领导人不抱什么幻想,是领导人对部下的思想、工作、生活关心得不够,造成他们自己顾自己的认识。我回想起土改时期的陈瑞英、梁旺、粮食局直属仓库的岑主任、粮食局的前局长胡宁、副局长李大发、大岭公社党委梁书记、山口公社的前财贸书记梁平等人,先是他们对我如同手足,处处关心和帮我,才能使我感到上司的可亲,永远难忘。我想职工们尊敬我,我就先要学习我的前上司,先是关心他们,把他们当成手足,然后他们怎样对待自己,才是他们的事。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怎样在自己权力的范围内使下属的思想、工作、生活过得轻松、愉快,是一种工作的艺术。俗语说:“要想马儿跑,先给马儿饱。”人家终日愁眉苦面,又怎能开心跟你一齐工作?一个负责人,不论是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要做好工作,开门第一件事是“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工作是靠人做的,社会财富是靠人民创造的,做好人的工作,使人的生活和思想过得去,就一通百通了。


我记得,我追求阿见的时候,阿见曾向我提出:“你没有家,连一块瓦都没有,我和你结了婚,我住在什么地方?”当时阿见还是个学生,读完中学,一般都要回家去,就算找到事做,也得有个出入的地方,她这样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无法回答她。人家个个有个“家”,可以“金屋藏娇”,而我没有“家”,有“娇”没屋藏。所以,我就想出“无产者之歌”的创作念头。在大岗公社面对“菜米谭”走头无路的处境,我想到人民的疾苦得不到解决,共产党得了天下又有什么意思?我就挺身而出去帮助他们解决吃饭的问题。塘底粮管所虽小,一共只有十几位职工,我都有责任去关心他们。包括蒋齐汉,他虽然看不起我,但我都不能看不起他。梁双喜的家庭生活实在很困难,他的工薪不高,每月不到四十元,他自己伙食加杂用,最节俭的也要用去一半,还有一半不到二十元拿回家,养着老婆和两个女儿,大女儿三岁,小女儿刚出生了不久,柴、米、油、盐、姜、醋、茶开销都少不的。他的太太虽然身体平平,但是带着两个女儿无法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年终分配除了给钱向生产队买粮食之外,什么所得都没份,全家的生活就只靠梁双喜的微薄工薪维持。梁双喜因为工作忙,又怕蒋齐汉的“眼色”,所以每月出了粮带了一部份回家休息一下就不敢再回去了,又要到下个月出了粮才能再回去一次。特别是小女儿出了生,没有老佬照顾,一个单独妇女是很不方便的。我了解情况之后,没有特殊的工作需要,就允许梁双喜每天晚上可骑单车回去看看刚生下来的女儿,也帮帮他的太太做点什么。因为塘底公社回去大岗的家中只有十里路,骑单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第二天早点上路回来工作就可以了。我又叫他向粮食局福利会写申请困难补助,他写了,我加了证明意见,粮食局福利会批准给他五十元补助,他全部拿回家去,解决了一时之困。梁双喜对我便好起来了,蒋齐汉对我也开始软了,因为他想“孤立” 我,已经少了一个“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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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管乡员叫做冯远的,四十六岁,比梁双喜大一岁。他原来是县消防队的干部,家住新塘镇,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因为受到阶级立场问题的影响,调出了县消防队,分配到塘底粮管所来做管乡员,又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就只好受着蒋齐汉管制。


冯远的本人出身于贫农家庭,自小在新塘镇一个商家的店铺里打工,商家待他很好,他也“饮水思源”,对商家尽忠尽敬。商家有一个痴呆女,比他年少五岁,就许配给他为妻,他便成了商家的女婿。


冯远的本来是个“醒目仔”,不但工作积极,交结也很广,追求进步不遗余力。解放后积极钻营,钻入县消防队,穿上解放军装,救人灭火那响那到,累累被评为消防工作积极份子。他的痴呆老婆生了两个男孩,到第三胎因难产“月难”去世,两个男孩就由外母管理。商家佬外父因病未到解放的“开国大典”就死了,商家婆背着“资本家”的“烂招牌”拉着两个外孙子度日,不久也随夫而亡。冯远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在外公、外婆遗落的空房子里出出入入,冯远的不时回去看望一下,但想续娶,都未能如愿。在土改后消防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冯远的的阶级成份便引起了争议:有人说他还是贫下中农;有人说他是资本家的“继承人”。说他还是贫下中农的理由是:他外父是“资本家”只是一个空名,随着商家的夫妇和其痴呆女死了,冯远的显得“一贫如洗”,商家遗下的空房又不值钱,冯远的父子生活只靠消防队工薪,他的原始成份没有变。但是,消防队的头头“宁左勿右”,说他跟商家的女结婚,“阶级立场”有问题,就弃了他。


冯远的到了塘底粮管所,入了管乡组,他跟梁双喜一样,怕蒋齐汉不喜欢,只好让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自己照顾自己,给了一些钱他们,就让其“自生自灭”。


一谈到家庭问题,冯远的就以泪洗腮。


我对冯远的说:“你可以跟梁双喜有样学样,新塘镇比大岗公社还近一点,你可以天天‘走夜’。孩子年小,没人照理,你还可以不时的‘偷鸡’回去看看他们,只要工作许可,你回去我不会计较你的,你跟我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你不计较,老蒋会不喜欢的。”冯远的不怕我而怕蒋齐汉。


“我会跟老蒋说说,你放心吧!天下的父母,有那个忍心让自己的子女……”


“当然啦!谁都不忍心让自己的骨肉猪担狗咬。”


“我相信老蒋家里都有子女,所以请你放心,我会使老蒋理解你的。”我说着又加了一句“经济上你过得去不?不然,你也可以跟梁双喜一样向粮食局福利会申请补助一点。”


冯远的工薪比梁双喜高一点,因为他是从县消防队带薪过来的,每月有五十多元,除了自己的伙食,供给两个儿子读书和生活都过得去,。所以,我叫他申请困难补助,他便谦虚地说:“不必了,困难的人比我多。我能看着两个儿子长大,我便心满意足了。”


冯远的就在我的撑腰下,不时地“偷鸡”回去看望他两个没有妈妈的孩子,使其父子欢欢喜喜过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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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张子强


过了一段时间,粮食局又调一位新职工,指定做粮站的售货员,名叫张子强。年纪三十少一年,比我年轻了许多。身高一米七十有余,仪表像戏班的文武书生,一表堂堂。靓女选对象简直无可挑剔,穿起退伍军人的军装,活像一位年轻的军官,而且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但是他是带着精神的伤痛到塘底粮管所来的。


他并不依仗自己一表堂堂而骄傲,而是以另人可怜的面孔在我的面前出现。等他按下了工作以后我就找他谈话。


原来,他是本县滴水公社大溪村人。父母已丧,只有兄弟两人,其兄张子引,父母在时已经娶妻。张子强在公社化后去参军 ,当了五年兵,因文化有限,最大当到班长,就退伍回家了。父母遗落一大头房屋哥嫂已经居住,他退伍回来没地方安身,向民政局提出要求出去工作。民政局打听到省府计划安排一批退伍转业军人可带家属到海南岛种、管橡胶,就叫赤水公社武装部通知张子强等候这个安排。张子强得到这个消息就欢喜到不得了,即时跟武装部的干部共谋,火速寻找对象。公社武装部的人也为他高兴,介绍了牛耳村一个想找工作同志嫁的靓女何阿珍给他做配对。何阿珍一看他的模样,又话带她到海南岛橡胶场当干部,心中甜到说不出话来。毫无保留地答应嫁给他。张子强也喜出望外,见到何阿珍人靓身体好,觉得是天赐给他的良缘,进行火速成婚。即时到公社登了记,领了结婚证书就高高兴兴地到江门、佛山等地去度蜜月。度了蜜月回来,何阿珍仍然回到母家等候消息,张子强也只好在公社武装部睡“散仔床”一天一天地等待。


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何阿珍仍听不到去海南的讯息,心里急了去找张子强和武装部的人,得不到满意的解释,一怒之下,把结婚证书当众撕得粉碎。说公社武装部的人同张子强串通向她骗婚,她不再忍受下去,要同张子强划清界限,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哭哭啼啼地走了,张子强和武装部的人怎样解释、相劝无效。于是,张子强就好似被雷劈过一样,魂不附体,生不如死。清醒了过来之后,再也见不到何阿珍了。他念念不忘地想着何阿珍,正式是“一日夫妻,一世难忘。” 他做梦也都梦着和何阿珍快乐的情景。他觉得这个灾难不是他和何阿珍造成的,而是上头安排不落实。把“官司”打上去,上头又责备公社武装部的人太急和他找对象结婚。因为事情未到落实,往往变化无穷,过早“打死狗”,“价钱”就很难讲。总之,谁碰着就谁当衰。


后来,县民政局为了解套,就照顾安排他在本县工作。张子强接到正式的工作通知书,上门去找何阿珍,何阿珍避而不见,仍不回心转意,都说是上上下下串通再骗她。张子强没办法,就带“受伤”的心情到了塘底粮管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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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强将他的遭遇向我说了之后,要求我陪他去见何阿珍,把我当作“证人”,向何阿珍作一次详细的解释,望她能回心转意,恢复夫妻关系。我一直是个“自信狂”,以为自己可以说得“神仙下凡”,就跟着张子强到何阿珍家去当“说客”。


我跟着张子强到了何阿珍家,阿珍妈见了我们,张子强向阿珍妈介绍了我的“身份”,我也向阿珍妈说了来意。阿珍妈是个很开通的人,跟我说了很多话,说阿珍像她的死鬼父亲一样,条颈硬过把刀。


阿珍见有人来就走入房里把房门关上,听到张子强的声音就伏在床上哭。她妈叫她出来见见我们,她死都不肯出。她妈在房门口叫:“你不想见阿强,也畀面阿丁主任吧!他从塘底公社这么远来求见你,你不出来见见又怎说得过去?你有什么话,都可向阿丁主任讲啦!”在她妈的再三推促下,何阿珍抹干眼泪终于开门出来了。她低着头,无心看我们一眼。我以为,她无非是想嫁工作同志,现在张子强是工作同志了,只要我向她证实,她就可以回心转意了。于是,我便对她说:“阿珍,我是塘底粮管所主任,今天我陪子强来,是向你证实,张子强被上级调来我们塘底粮管所工作。我和张子强都一样,在乡里没有家。但是共产党不会把一对夫妻拆散,我的太太现在住在城里,我相信你也会有一天和子强住在城里,在城里建立你们的家。………”


“张子强现在做了皇帝我都无心去享受了,”未等我说完何阿珍就忍不住气说:“你们一个二个都是串通一气,欺骗我一次还不够,还想把我骗去投海。谁证明你是塘底粮管所主任?你们蛇鼠一窝,害人害物的。我一世都唔嫁了。要‘嫁’,我宁愿‘嫁个田后公’,也不‘嫁神、嫁鬼’…………” 她说了,头也不回地又走入房中去锁上了门。张子强看着,失望地低下了头,我也“无货可卖” 了。阿珍妈无可奈何地说:


“没办法了,任由得她吧!没人说得她通,我也很闷了。”


“我更加闷。我知道,我对不住她。” 张子强低声下气地说。


“伯母,”我叫声阿珍妈说:“等阿珍冷静下来,你对阿珍说:张子强去海南岛不成,不是张子强的错,也不是公社武装部的同志串谋张子强去骗阿珍。上头的事很复杂,一日三时变是经常发生的,上头把张子强调到塘底粮管所来工作,已经是一种补偿。去海南是工作,在本县粮食部门做也是工作。如果阿珍肯同子强好返,我相信以后会有机会使阿珍和子强住在一起的。只是现在忍一忍就是了。”阿珍妈无声地点了点头,我们就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从阿珍的一举一动来看,我对张子强说:“子强,你的婚姻失败,我来做‘说客’也失败,望阿珍回心转意是不可能的了。你要走的是两步棋:第一步,放下苦恼,努力工作,创造条件等待机会寻找第二个巴;第二步,也只管望一下阿珍的消息。不过,我看是‘藕断丝离’了。你觉得怎样?” 张子强也无声地点了点头。我理解张子强的心事,他盼望阿珍回头多过创造条件再娶。我也不强求他信赖我的意见,他回到塘底粮站,还一直给阿珍写信。但是总是收不到阿珍一言一字,可能他的信一到就被阿珍连看也不看就点火烧掉。过了三个月,有人传来消息,说阿珍已经“远走高飞”偷渡去了澳门。张子强听到,才迭埋心水不再打何阿珍的主意,埋头苦干在塘底粮管所。奇缘怪事,请看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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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借出去的管乡员——黄虾球


塘底粮管所有一个“借出去” 的管乡员,名叫黄虾球,年时三十又六,身材高大威猛。我和他站在一起,他是“门神”,我是“小鬼”。几年前,公社驻队的人力不足,向粮管所借他出去帮助公社驻队,展开抗旱、除虫等工作。工薪由粮管所发,工作由公社安排使用。起初,公社提出“各行各业支持农业”,临时借出搞一个生产运动。但是,“生产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粮管所主任换了又换,而黄虾球却“有借无还”,临时变作长期。他在公社“名”不正,又“言”不顺。公社编制的干部,个个都有个官名:什么“委员”、什么“长”、什么“员”。而黄虾球借出到公社工作后,既不是粮管所的管乡员,又不是公社的什么“长”、什么“员” 。人家“名正言顺”的可以指手划脚,他“名不正、言不顺”的低人一等,只做公社的“传声筒”和“使用工具” 。不仅如此,连评升工薪,粮管所不评他 ,公社也不评他,成为一个“过路客” 。


一日,塘底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兼社长张正来找我,叫我每月扣除黄虾球十元工薪交给公社。我问张正为什么要扣黄虾球的工薪,又为什么要交给公社?张正就从头到尾讲了黄虾球的故事给我听:


上一年,公社派他进驻下岗大队,搭食在大塘村寡妇梁彩环家。黄虾球已经是一个有妇之夫,但是日久与梁彩环发生了感情,私生下一个男孩。大塘村的农民很同情那个寡妇,中年失夫,伴着两个小女儿守寡,跟黄虾球生了男孩,继承她前夫香火,是件好事,所以大塘村的人都不计较他们。


但是公社政法部门要讲法律,不准他占有两个妇人,要他从中弃一。他决心弃前摘后,因为前妻年老,后妇登对。但前妻死死不去,要黄虾球断绝和后妇关系,黄虾球那里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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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妻江水仲原来也是年青守寡,土改时当了积极份子,土改后调到塘底区政府任副区长,直至“大跃进”、“人民公社”,长期下驻大队指导生产工作。


就在黄虾球三十岁那年,他当时还是粮管所的管乡员。有一日,他落乡到江水仲下驻的大队了解粮食问题,天空不断的下着倾盆大雨,回不到粮管所去。在该大队吃了晚饭,因为天热,晚上除去上衣就在该大队的台面睡觉。而江水仲住在该大队部二楼的房间,半夜持着手电筒下来地下小解,见黄虾球睡得正甜,看着其男性性感的部位,即时忍不住性火烧身,向黄虾球挑逗。她此时虽然已经年近五十,但是守寡了十几年,半夜人静见到猛男的美态,性欲顿发,无法抵挡。黄虾球被江水仲弄醒,在电光下见她淡装素裹,四十多岁仍似“美女”,他也顿时血气澎张,在沥沥的夜雨无人中发生了性关系。从此,两人云来雨往,不多久便结婚。人家结婚是男大女细,他们是少夫老妻,男少女老相差接近二十年。


时光变迁,转眼多年,江水仲被调出塘底区之后,接着已年老无为,在家乡的公社闲居。自从黄虾球向她提出离婚后,她心情非常紧张。在无法抗拒黄虾球的情况之下,计谋梳通虾球母亲,要其母亲出面制止黄虾球离婚。黄虾球虽然大老粗一条,但是从《岳飞传》中学了岳飞孝顺母亲那一点,对其母亲尽心尽孝,母亲说的大过政府。宁可犯国法,都不违母命。母亲流泪,他用舌头去洗。母亲病倒,他茶水都不进,跟妈同病相随。江水仲掌握着他这一个特点,就跪在他妈的面前,要求她老人家劝黄虾球不要与她离婚,而使黄虾球要断绝同梁彩环的关系,一直跪到虾球妈答应才起身。虾球妈开了口,即招虾球回来,当面将虾球训斥一顿。虾球不敢不听,也不能照听,听完向他妈解释:他不能不要梁彩环。他妈见自己劝儿无效,无法在老媳妇面前交代,遂以死相告:哭哭啼啼向门口对面的鱼塘踪身一跳投入塘中。黄虾球紧急跳下,把他妈抱了上来。换了身,跪在他妈面前,叫他妈不要死,取了一把菜刀,伸出左手的食指,斩下一层皮,滴血为誓,表示不跟江水仲离婚了,他妈才放下心来。


弃旧纳新不成了,就上官立约:每月供养私生子生活费十元,直至孩子长大,家庭脱困。但是立案不到一年,黄虾球就不给钱了,所以,公社就出来护法,副书记兼社长就叫我每月扣他十元的工薪交给公社,由公社去处理。做粮管所主任就这样麻烦,除了管粮食工作,也要管粮管所的人的是是非非。


自以我高明,不及硬颈女。甘拜石楼裙,请看下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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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硬颈女胡阿妹


粮管所的人的是是非非,一个接着一个,不过我都一件一件不留手尾。我来到塘底粮管所一年多了,我又成为塘底粮管所的“美猴王”,连高傲自大的蒋齐汉都做了我的“驯服工具”。我叫他干什么他都不敢说个“不” 字。不过,我不是用“家长”的方法去压迫人家来驯服我,而是我对每一个人做了我应做的工作,从而使人人都信任我、团结我、爱戴我,跟我站在一起。不跟我站在一起,就自己孤立了自己。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想孤立,蒋齐汉也是。况且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找不到不跟我站在一起的理由,所以,时间慢慢变化,他也变为我的好朋友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从看不起我到成为我的好朋友,这个过程是黄金买不到的。所以,我向粮食局的人事提议,叫他做我的拍当,提他当塘底粮管所副主任。但是粮食局一拖再拖,始终都没有批准,过了一段时间,却把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从而换来一个姓梁的任塘底粮管所副主任兼做管乡组长。这个梁姓的副主任也纯粹是一个好人,是天生的“驯服工具”,既无“野心”,也无“异心”。他不论对我和对每一个职工,都开诚公布,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我钦佩粮食局的人事选择了这样的好人来做我的副手。他叫做梁大,年纪比我少两岁,身高长了我一个手指头,可是他比蒋齐汉对我更加驯服。蒋齐汉对我是经过“考验”的,而梁大对我是“萍水相逢”的。但是,不管是“萍水相逢”,还是什么,他诚心诚意做我的小弟弟。


完成了全年的粮食征购,就是冬天了。但是,政治运动的热度使人更加难熬。因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不斗人整人,抓政治的人就失业。共产党里面的大爬虫、小爬虫,是时时要踩着别人的身体才能爬得上去,更是要加料、加力,非把别人斗死整死不可。所以,搞运动、斗争他人,越左越好。“左”就是“革命”,“不左”就是“不革命”。要保乌纱、戴乌纱,不“左”就不成功的。


其时,又以新的口号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向党进攻” 的反贪污运动 。老百姓把它称为“蒸完狐狸蒸猛狗” ,即是说 ,文化大革命是“整”不同观点的“官” 和“黑七类” ,整完“官”和“黑七类”就整管钱、管物的老百姓(职工) 。矛头对准基层企业、事业单位的管钱、管物人员 。文革是“民”整“官” ,这次是“官”整“民”,来一个颠倒“整”。说那些人“常在河边站,那有不湿鞋?”把各行各业的保管员、收款员、会计员、出纳员、采购员列为运动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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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运动一来,梁大副主任很“自觉”,他对我说:“你一心去抓运动,日常的工作我顶住。”这样,我就无法躲过做了运动的“夹心人”了。


塘底公社的圩镇虽然较小,但是也“五官俱全”。其它的大公社、大城镇有,塘底镇一样有:在公社机关里面,有党委会、有管委会、有武装部、有政法部(后来改为公安派出所);在公社机关外面,有粮管所、有供销社、有财政税务所、有银行营业所、有邮政电话所、有信用合作社、有医疗卫生院、有畜牧兽医站、有铁木手工综合厂,此外还有中心小学和塘底中学。


塘底镇“打退资产阶级向党进攻” 的运动,由县里派来一位姓黄名安的县教育局长任工作队队长,领导塘底镇的“打退”运动。公社党委以“抓农业生产”为由避开了这个运动,全权由县派来的黄安工作队长包起来,一抓到底。


黄安队长除了带几个工作队,还带来很多文件,有中央的、有省的、有县的。他一来到,就召集圩镇各单位的头头开会,三日六夜读文件,使大家认识到:资产阶级已经把共产党“包围”起来,不打退这种进攻,共产党就会“死”。读了文件 ,黄安就问我们:“你们个个都是共产党员 ,想唔想共产党被打倒?”我笑着说 :“当然唔想啦!”黄安说 :“唔想就要积极打退这种包围,把侵蚀国家肌体的敌人挖出来,保卫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走社会主义的康壮大道,建设共产主义的天堂。”他不愧为县里的教育局长,“走社会主义的康壮大道”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天堂”他念得很熟,一有机会他就搭上这两句。


黄队长组织大家学了几天,就叫各个单位的头头对属下的职工进行一个个排队摸底,看谁“常在河边站” ,会不会“湿了鞋” 。从中找出“对象”,就“慢火煎鱼”,把他们煎出问题来。作为“教育全党、全民的‘利器’。


我到了塘底粮管所这么久,对每位职工都如同兄弟姊妹,又没有怀疑有人有贪污、盗窃的证据,所以始终找不出“重点对象”来。黄安工作队长那里肯放过?他就召集头头们来“反右倾”。我知道他重点是针对我和铁木厂的主任谢校 ,因为两个单位都交不出“重点对象”来。第一次黄队长“反右倾”还算“和风细雨” ,只是说说口角上的道理 ,和摆摆“右倾的危险性”,就叫大家回去继续做工作 。“斧头打凿凿入木” ,我就做“年晚煎堆” ,人家有我也有。生生拿出粮管所的出纳员胡阿妹作为粮管所的 “重点对象” ,生搬硬套地叫她“交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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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妹是个硬颈女,二十五岁了,未结婚,有个男朋友在部队当兵。她的生相不错,加上好打扮,你扎着两条过肩的长辫子,顾客不知她姓名,就叫她为双辫子姑娘。她身高一米六十二,是中国南方的大众女性,皮肤白净带红,使不少的男子羡慕。不知是坚守部队的男朋友还是对婚姻无兴趣,对上上下下、左邻有里的男子追求都一一谢绝。包括部队的男朋友在内,从未见过她接到任何的书信,也没见过她写信和寄信。


胡阿妹有个老妈,六十多岁,家中并无他人,唯有她独力敬孝。其母体弱病多,她又不能天天在家相伴,所以她怀念阿妈操尽心机,无心寻欢问友。她打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好异性的欢心,而是作为人生应有的价值和社会文明的标致。她本来是一个才女,读书读完了高中就没了老爸,母亲是城里无业居民,家里一穷二白,她只好求助街坊安排,被介绍到塘底粮管所来工作。


我叫胡阿妹去参加圩镇的“打退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学习班”, 我以为她一定很反感,可是想不到,她却欢喜到了不得。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喜欢?她说:“难得主任安排我休息。”道出了她去参加学习,不用干活,就是“休息”的心态。


搞了一个时期 ,其它公社城镇的运动有声有色 ,不断传来“经验” ,唯独塘底公社圩镇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未揭开 。黄队长急了,要各单位的头头继续“反右倾” 。我无可奈何地找胡阿妹“谈话” ,叫她不要“诈傻扮懵” ,一定要“彻底交代问题” 。但是胡阿妹面无惧色,她却反问我:“你相不相信共产党?” 我说:“为什么你这样问我?我当然相信!”


她说:“我就是要问你,你说相信共产党,又相不相信群众?”


我又说:“我当然相信!”


她说:“你讲假话!你口里说相信,你心里有鬼!” 她居然敢在我的“太岁头上动土”,我想发脾气,但是又自我压抑下来,忍住气看她接着又怎样说。“如果你真的相信共产党,就应该相信群众会听共产党的话。我从小学到初中,又从初中到高中,读了这么多年书,我有那一天不受共产党教育?我来到塘底粮管所工作,也都天天学习、参加开会听你们讲政策、讲道理,难道你们开的会、讲的道理都没有效的吗?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职工,我对得共产党住、对得人民住,除了单位每月发给我的工薪,我一分钱都不多拿国家和人民的。有数可计的,你们可以查帐,查钱查物,我从那里贪污?钱从何来?又从何而去?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主任就叻势喇,还学下啦!” 胡阿妹一骨碌地说着,不是我去教育她,而是她教育了我。我边听边觉得心亏,她说了一席话,我的心便软下来了。跟着,我就叫会计查一查近几年粮站的钱和物,有没有发生过短少和损失,经过查核,确实没有发生过钱、物的短少。


塘底镇的反贪污反不出什么,黄安队长怕丢乌纱帽,老丑成怒,召开了第二次“反右倾”。这次不像第一次那样“和风细雨”了,而是“行雷闪电”,直接点名粮管所和铁木厂的领导,不单是“右倾”,而且是“懦弱、无能”。虽然不指名道姓,但是实际上也是指名道姓了。我觉得自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是新人做新事,心里亮晶晶。工作队长说我“右倾、懦弱、无能”,是白日说梦对我的人身攻击,强迫我去伤害职工。于是,我便不甘“懦弱”发起脾气来,直指“黄队长是叫人迫供信”。铁木厂的主任谢校见我打了“头阵”,也决斯底里大发作,横着面孔说:“上头做事不讲实事求是,硬着来,我就不干了,谁来干就快的来,我随时拿起包袱走人!” 接着,供销社主任和银行营业所主任也起来造反,都指黄队长的不是。黄队长就害怕起来,连忙检讨自己粗暴,冷静下来就跟大家讲和。翻翻复复讲:既不右倾,也要实事求是。这样,大家才顺下条气。


“不打不相识”,人与人之间往往是经过“打”才相识的。我到塘底粮管所一年多,跟胡阿妹“相熟”不等于“相识”。经过一场思想较锋,我真的认识她了。如果我不是有了老婆,我会弯腰九十度,跪地向她求婚,她不答应我就不起身。不过,老婆和我是恩爱夫妻了,就算胡阿妹主动肯嫁给我,我也不能贪新忘旧去贪婪第二个女人,这是男人的“精髓”。下集更有趣,好好向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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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好书记——官赐昌


男人的“精髓” ,就是男人的“不二妻” 。我常常说,共产党里面有很多坏人,但是也有很多好人,不好不坏的人就更多。至于我自己,我不想当坏人,但也不敢自称好人,大概可以称个不好不坏的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坏上司叫我做事我也做,好上司叫我做事我也做,所以,好坏我都有份。如果单纯跟好领导做,你认为是坏领导的就不做,或许我早就没有工作做而被饿死,没命到坐下来写日记。


但是,对于那时哪个县委书记官赐昌(实是葛仕长),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好领导。所以,我对他就很尊敬:


文化大革命打倒文官的县太爷不久,就实行“军管”,部队派团政委级的军官来做县委书记,不设县长。县政府就叫做“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就由县委书记兼,副主席就拉几个“没问题”的原来副县长出来挂牌。作为一县的首长,是由军队派来的县委书记,是不管生产的,主要是坐着县委大楼“看更”,防止地方拉帮结派,把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搞乱。到了1971年,军队派来太平县军管的团政委郑伟锋当了县委书记要回部队带兵去了,县委书记一职就交棒给驻太平县地方的武装部长(正团级)接手。


这个武装部长就是官赐昌。他是河北省人,年更五十,身高一米八十五,阔口大面,穿上军装,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大人物”了。矮小的仕兵和芝麻、绿豆官,不用他暴跳如雷都乖乖地服从他的领导。他在部队当过团长,因为年纪大了,军队为了照顾他不在全国调营走来走去,就安排他来太平县当武装部长。保持正团级待遇,属地方部队编制,负责地方民兵训练和完成地方每年的征兵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他己经来到太平县,不过除了征兵和民兵训练,地方的一切会议和工作都不参与。县武装部是独立于地方政权以外的军队组织机关。


官赐昌接了“军管”的棒,当了县委书记,带着双重身份进了县委的办公大楼,什么人都去接触,什么生产工作都要去过问和学习,不像单纯做武装部长那样轻松。他虽然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财贸金融等等工作一点都不懂,但是人人都说他是个好书记。原因就是他不整人、不骂人,他见人就说他只是懂练兵、打仗,其余什么都不懂,随处叫人教他、帮他。所以,上上下下连老百姓都喜欢他。


从官赐昌书记的例子我也得到了体会:世界上百份之九十九的人不喜欢人骂。官书记不骂人,就得人和。人家有话就敢同他说。做了县委书记这么大,都没有人怕他,比起文革前那位“侧翼轰炸机”县长就差得远了。那个“侧翼轰炸机”县长不但骂大人,连小孩都骂。小孩读书放学回家,在路上碰他一下,就被他“他妈的” 骂过不停,甚至还想追着小学生打。所以,大大小小的人都不喜欢他。


官赐昌是个乡间农家的穷孩子出身,十几岁就在家乡跟着解放军的长官当勤务兵,长官见他卖力肯干,就教他学文化。他一天一天长得高大可爱,就叫他当班长、当排长、当连长,一步一步升了上去,到四十岁就升上了团长。他升了官不骄傲,一直都是谦虚谨慎,得到上头喜爱。到了太平县,又当了县委书记,都不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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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到官书记,觉得他是个好人,是因为他跟别的当大官的人有所不同,是值得赞他一下:


这时,县粮食局调来了一位辛局长(实名关梓局长) 。辛局长原来是县公安局的第二把手,搞阶级斗争和镇压反革命出了名。辛局长身在公安局,说话大惯了的,出声如雷,对不顺他的人,讲话大声夹恶。所以,无人敢惹他。他虽然不是县委委员,但是除了不敢欺负官书记之外,对县委里面的大大小小官员以及县属各部门的头头和各公社的党委书记、管委主任(社长)们都不放在眼内。只有人怕他,他不怕任何人。粮食部门已经是“掌握人民生命线”的工作单位了,再来了个辛局长这样大无愄的人物,太平县粮食局就更威。所以,外界的人说:太平县粮食部门连的“狗”都特别恶。辛局长不论去到那个公社,如果不按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那个党委书记都会被他“整”一顿。大家都怕他乱拘帽子,被他“整”的人,谁都不敢出声,因为他在公安局时是管拉人的,大家怕了他。


粮食局里面的大小官员,怕辛局长发火,大家都学识一套“油滑”,表面夸奖他的“大无愄的精神”,使他沾沾自喜,不对粮食局的人发威。但是粮管所的主任们,见到他就好似“蛇见硫黄”(硫黄是治蛇的药物),个个缩头缩脑。说来也奇怪,我对辛局长没有特别给他献殷勤,可是他对我还是不错的。可能他知道我过去是一路“受整” 的出了名,不想再向我“落井加石” ,所以我比别人就便宜了一些。我每次去粮食局开会,他都叫我做第一个发言,我说的不合他的口味,他也不发火。有一次,粮食局在赤坎镇开大型的会议,早上在赤坎酒楼吃早餐,我走迟了一点,没跟大伙一起吃,酒楼的职工给我拿来一碟又冷又少的肠粉,这时辛局长也跟着入来,见着给我一碟不像样的冷肠粉,就叫我不要吃,他叫酒楼的职工拿走,重新做过一碟合理的、生鲜热辣的拿来。酒楼的员工都认识他,他在公安局办案时,经常都到那里光顾,谁都不敢惰慢他。生鲜热辣的肠粉拿过来了,一份等于人家的三个份量。我不好意思地说:“真的不好意思,酒楼亏给我了。” 辛局长说:“你放心吃,我给了他们包餐,不知他们赚了我多少钱,我还未同他们计数!”


“不赚,谁去开酒楼?” 我说。


“总之,你割我,我割你,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吃你就吃。” 辛局长打趣地说。


话又要说回来,塘底公社的中心河道九十九个弯,不论讲风水也好,村与村之间为了挡水而造成曲弯也好,总之是造成流水阻滞、大雨成涝、有种无收的大患。这年,一收成了晚造粮食,经县水利技术测量,采用“裁湾取直” 的办法,公社党委全力以赴和动员全公社的农民,挖新河、填旧湾,进行水利建设。


粮食征购任务是“全党抓”的,这年太平县全县完成粮食任务都不好,不过塘底公社更差。只是完成了六成多,还有三成多就没粮交了。省里追县,县追公社,县委成立“征购办”委托粮食局辛局长代表县委追粮。辛局长即时以县委的名义召开全县的电话会议,指定各公社的党委书记要亲自参加,粮管所主任也参加傍听。辛局长一开始就拿塘底公社当典型,在电话会议中向全县的公社头头“杀鸡给猴子看”,直点塘底公社党委“对国家观念薄弱” ,“对国家的粮食任务可有可无” ,“对粮食征购撒手不管” ,等等。


塘底公社新任的党委书记马常庭(实名冯尚平)出身于小学教师,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干部:朝上又没有后台,又犯着文人的软弱症,当了公社的党委书记,好似是个政治乞丐,接受组织的施舍;雷声大一点都很害怕,怕上头一旦不满意,就连饭都没得开;所以,对上头的批评好似向他敲响了丧钟,难过得死去活来。他听了“电话会议”,眼泪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觉得世界很不公平,自己已经勤勤恳恳去工作,对党弯腰跪地的尽孝尽忠了,还招来如此的打击,真是彷徨到六神无主了。


第二天,官书记就来塘底公社检查工作,叫秘书提早通知马常庭书记不要下乡去,要在公社党委会等他到来。马常庭接了电话,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战战弹弹地在公社苦等着他来。


官赐昌书记一进入塘底公社的地面,就见到满地农民沿着弯弯曲曲的河流挖河造海。他下了车,脱去鞋袜,叫司机把车开到塘底公社等他,他赤着脚顺着水利工地步行到公社去。水利工地是过膝的深湴泥泞,官书记拔着双腿一脚一脚地走,顾不得被污泥弄脏了被卷起的裤筒,并不时地到每一个队伍里参加鼓励性的劳动。又问农民吃得饱不饱?农民说:“国家的粮食任务没完成,不敢吃饱。” 他说:“吃不饱就没力,先吃饱整好水利,丰收了才多交粮给国家。” 农民听了很欢喜,大家都向官书记问好。


官书记来到了公社,走进党委会就见到马常庭。未等官书记坐定,马常庭就眼水一把、鼻水一把边说边喊地一千个、一万个“对不起党、对不起县委”检讨起来。联系到天天只顾整水利,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受到县委的批评。官书记听了之后就安慰马常庭说:“昨日的电话会议,辛局长说了话,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所以,今天来跟你讲清楚,请你不要误会:我们的工作未做好,被上面批评一下不是问题;等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上面就不批评了;没人批评的干部,不一定是好干部。好干部、好事,往往是多磨的,被批评一次就是被磨炼一次;刀子磨一次就利一次,不磨就不利了;县委(我)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水利整好了,粮食丰收了,完成国家的粮食任务就有保证了。今年整水利农民多吃了粮,完不成国家任务,等到整好水利粮食丰收了才多交粮,这是我讲的。”


马常庭听了官书记一席话,心情豁然开朗起来。特别听到“县委(我)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压在心中的大石就放下来了。明白了电话会议的点名批评,只不过是粮食局辛局长的意见,不值得大惊小怪。(注:这段故事是马常庭亲自向我说的。)


官书记跟马常庭说了之后,便叫他的司机兼秘书小李打电话来粮管所叫我过去谈一谈粮食的实际问题。

 

Weng Naiqiang 1966 China Conference 2016


我过去见了官书记,他卷起的裤筒还满是泥湴,穿回的鞋袜还露出雪白的脚梗。他一见我来,就天生地无需我介绍就知道我是粮管所主任阿丁。他说:“你是粮管所主任阿丁吧!” 我一本正经地说:“是。官书记有什么指示?”


“你有全公社的粮食产量数字吗?” 官书记和气地说。


“有。官书记想怎样开列?” 我说。


“你习惯怎样开列就怎样开列吧!总之能看得明白就可以了。”官书记说。


“好吧!我给你一个最近的调查统计的分大队粮食产量和五粮分配一览表就行了。”


“好啊!就要这个。你写出来就交给小李,我跟马书记出去看看。”官书记说了就和马常庭出去了。


食的产、购、销、五粮分配分生产队、大队统计的袖珍数字,是我似管钱包一样常备在口袋里的,不论是公社的马常庭书记还是县粮食局的辛局长或任何有关领导人向我了解塘底公社的粮食问题时,我一拉口袋就能应付过去。官书记要的数字,也易如“借火”。


官书记的司机兼秘书小李是个很恢谐的小伙子,我在那里写表格,他就在那里讲“女人传”给我听。因为官书记不在,他就没有任何顾忌,随心所欲,想什么就说什么。平时,我划表格抄一份分大队的“产、购、销、五粮分配表” 半个多小时就搞好了,但是一边听小李的“女人传”,我要用多一半的时间才能抄完。官书记回来拿了表格一看,点点头说:“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要这个” 。我以为他还叫我会报“情况”,可能他知到的“情况”已经比我更多,所以我的说词再生动,他也不需要了。我对官赐昌书记好感,说他是个好人,除了他对下属、对老百姓仁慈之外,还有一点我很敬佩他的。你说他这么高大又威猛,又当过团长、武装部长、又是县委书记,怎么不娶个“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的老婆呢?他偏偏娶个又矮、又细、又丑鬼的老婆。但是他并不嫌弃老婆丑陋,而是对太太很恩爱。因为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主张择偶从一而终。官书记不在女人的问题上“挑肥拣瘦” 所以,我就跟他“同型合号”说他是个好人。


粮食局哪个辛局长是好人还是坏人,来不及我搞清楚他就调走了。原来省里向县、市两级要一批科级的基层干部去渗入省级的工商企业单位,县委官书记就觉得辛局长的工作方法太粗暴了,上级要人就乘机拈他出去,不要让他在太平县骂人太多而使县委的工作难做。而辛局长就以为自己工作“有魄力” ,被上头看中了,调上省里去“更上一层楼”,伸开手脚的天地就更阔,说不定将来的“官位”比官书记更高。所以,就欢欢喜喜地上任去了。不过,后来听说,他是到省属的韶关钢铁厂运输处,当一个专管车辆运输的科长,职级还没有升,而他调度的车辆所走的地方就宽过太平县。他的“干劲”和“大声夹恶”的工作方法,“英雄” 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在省里的工作单位,读书出身的人多,当大官的人多,老资格的人也多,讲话大声一点,人家还以为你“发神经”。县的粮食局长到省里去,还不如落公社当粮管所主任。工作“讲大声”,行出门囗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上下、贫富、贵贱之分。但是,偏偏就不少的人,按上下、贫富、贵贱来划分身份。上对下,富对贫,贵对贱,随便辱骂、鞭打、欺负。辛局长当过公安局管拉人的副局长,又当过粮食局长,大惯了的。那知省里的人,却没有一个被骂的对象。下集更有趣,不可错过。

 

Commenting by Du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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